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到井冈山，跟毛泽东同志会师了。红军在山上，山下不远处就是敌人。
红军要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围攻，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井冈山上生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道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战士们想，朱德同志工作那么忙，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大家劝他不要去挑，他不肯。有个同志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连夜又赶做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记”三个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红军给老百姓留的便条
1927年9月，工农革命军来到了甘家村。战士们非常饿，想在村子里找点吃的，可村里连个人影都有，更别提有什么食物了。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班长忽然在一间矮房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大米缸，缸里装着大半缸白花花的大米。班长的心里又心酸又高兴，思考再三，工农革命军留下了一张字条，并卷好一床棉絮放在米缸里用来抵米钱。
陈家的老百姓回来后，发现纸条上边写着:对不起，我们刚到你家找不到人，把你们的米拿去吃了。给一床棉絮作为补偿，请收下。
从此，这口米缸成了陈家的传家宝。解放后，陈家翻了身，添了新家具，唯独这口缸没有舍得换。
见证铁纪的石头
在井冈山茨坪西南面的荆竹山下有一块普普通通的花岗岩，长3米宽2米，顶端有裂纹，据说是雷击造成的，因此被称为“雷打石”。但这又是一块不普通的石头，因为它见证了一段历史，见证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军纪的诞生。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荆竹山宿营，与王佐派来的代表朱持柳会谈，为上井冈山做准备。为了部队上山后能与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毛泽东在第二天出发前组织部队集合，登上“雷打石”，向大家训话并第一次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毛泽东深知严明的群众纪律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在领导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因为当时部队成分复杂，从旧军队过来参加革命的官兵还存在军阀作风，农军中相当一部分人小农意识严重，加之文盲占绝大多数，要把这样一支队伍改造成人民军队，仅凭说大道理是不行的。毛泽东实事求是，创造性地从日常行为入手，言语通俗，道理简单，易懂易行。部队上山后严守“三大纪律”，很快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三大纪律”不仅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很好地执行，也在其他红军部队得到广泛应用。鄂豫皖苏区创建初期，党代表吴焕先带领的红军部队被敌人围困在湖北黄安县紫云山区，已经断粮3天。最后突围时，吴焕先才准许每人从附近老乡的红薯地扒两个红薯充饥，在布上写明红军扒红薯吃的原因，包上5块银元，埋在红薯根下面。此事传开后，共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迅速得到提升。
歌儿唱出鱼水情
在井冈山、兴国和瑞金，至今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红歌。带有浓厚客家文化特征的民歌曲调优美，以鲜明的形象、新致的比兴、生动的语言反映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其中，《苏区干部好作风》就是流传在兴国的杰出作品。这首歌开头唱到:“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歌词直白，是苏区干部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等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 中央苏区是共和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初次尝试。由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军民生活极度困难。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维埃工作人员，大家都没有工资报酬，只发八两大米和一毛钱菜金的伙食费。1933年，有大约8万名家住中央苏区已分田的本地干部连伙食费都不要，“节省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节省三升米支援前方红军”的口号响遍苏区每个角落。 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成为了普遍的行动自觉，刘启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自己背米到机关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他老婆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他笑呵呵地回答:“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他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十二分的节俭，否则就成为革命的罪人”，因为他逢会必讲“十二分节俭”，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十二分节俭主席”。红军长征后，他带领游击队坚持斗争。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游击队最后不得不分散突围。突围前，省委书记曾山把一个褡裢交给他保管，里面装有金条、首饰和银元，这是江西省委的全部活动经费。在突围中，刘启耀死里逃生，但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只好隐姓埋名，走村串寨，乞讨度日。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叫花子会是鼎鼎大名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更不会有人想到，这位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乞丐居然腰缠万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刘启耀也分文未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党在吉安建立了新四军通讯处，刘启耀才把珍藏的巨款连同清单悉数交给了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的贺怡，由贺怡转交给新四军总部。
镜子中的家国情怀
在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的一个展柜中，陈列着一面锈迹斑斑的老式花镜，普通的花镜后面是一段生死相守的凄美故事。
花镜的主人叫池煜华，他的丈夫叫李才莲。新婚三天后，李才莲就被组织安排任中共赣南行委青年干事，小夫妻俩从此聚少离多。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临行前，已经担任少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李才莲用身上仅有的钱买下这面镜子，送给妻子作为临别纪念，并深情地告诉她:“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这句话给了池煜华巨大的精神动力。自此一别，音讯杳无。池煜华把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寄托在了花镜之中，对镜梳妆，仿佛爱人就站在自己背后;夜深人静之时，她把情感挥洒在日记里，与爱人在笔尖对话。1949年，兴国解放，丈夫终未出现。池煜华坚信丈夫离别时的那句话，仍然苦苦等待，每天起床先到门口张望一下，站几分钟，然后慢慢转身，洗脸，摸索出丈夫留给自己的镜子细细梳头，直到青丝梳成白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民政部门终于查实，李才莲已经于1935年牺牲在瑞金。尽管如此，池煜华仍然忘不了丈夫的那句话，天天翘首期盼，直到生命尽头。2005年，在苦苦等待了70多年后，池煜华去世，享年95岁。一诺千金，成就一首爱情的千古绝唱。
铭记历史的塔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最多的纪念物就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每一座碑、塔、亭都承载着历史、传递着精神。
印象深刻的是瑞金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这座纪念塔始建于1934年2月，是为了纪念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塔的造型独特，主体结构是一颗竖立的炮弹，底座呈五角形。塔高13米，塔身布满一粒粒小石块，象征着无数革命烈士的英灵。基座四周分别镶嵌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项英、洛甫、王稼祥、凯丰、邓发等领导人的题词。塔的正前方地面上铺写着“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八个大字。塔的设计者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而担任工程指挥的就是著名的红色宪法起草人梁柏台。
在建成后的揭幕典礼上，中央军委主席朱德站在塔座上，回顾了红军从井冈山以来的英勇斗争经过，悼念斗争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和被国党屠杀的数十万革命群众，号召大家继承先烈遗志，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红军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中央苏区随即沦陷，红军烈士纪念塔也被敌人拆毁。当地群众在悲痛和愤怒之余，冒着生命危险，把废墟中唯一完整的“烈”字偷偷抬回家藏了起来，有的趁着夜色去捡一块石头回家作为纪念，他们把那小小的石头看作自己牺牲了的子弟。1955年，红军烈士纪念塔在原址上按照原貌修复，被人民群众珍藏的“烈”字重新镶嵌在上面，成为唯一的原始标记。
这座塔不仅记载了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也记载了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和流血牺牲。兴国县总人口23.18万，有5.5万人参加红军，牺牲的烈士达2.32万人，全县每4人中有1人参加红军，每10人中有1人为革命牺牲。瑞金全县人口24万，参加红军的就有4.9万，牺牲的烈士达1.72万人。长征后，瑞金遭到敌人疯狂报复，很多地方成为了“无人村”，国党在当时的报告中说:“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瑞金15年时间里人口呈负增长。
一根灯芯
为了打击井冈山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对井冈山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在最困难的时候几乎见不到油了。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普通战士的油灯只用一根灯芯，连以上的干部可以用三根灯芯。可毛泽东为了节约用油，每次都只点一根灯芯。毛泽东的警卫见了，想多给他添一根，却被严词拒绝。就在这昏暗微光下，毛泽东整夜整夜的工作着，制定了一个又一个革命计划，写了一本又一本革命著作……井冈山的油灯像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指引着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建立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