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和快乐，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哲人志士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平常百姓也有许多深刻的思考。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一文，思想深刻，格调高雅，语言凝重，既有儒家的进取精神，又有佛家的超凡智慧，读来脍炙人口，掩卷沁人心脾，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精品。语文版初中语文实验教材选编此文，是颇有见地的。
一、深刻的立意
《最苦与最乐》的文化品位首先表现在文章的的价值取向。作者提出的快乐和幸福是“尽责任”，这一立意不同凡响。把“升官发财”看成幸福和快乐，未免低俗；说“别人的幸福才是自己的幸福”，看似高尚，却将陷入循环论证；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又不免过于短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面对死亡这一特殊境界的高尚和豪壮，也没有时间和情境的普适性。而“尽责任”这一立意，高尚，深刻，朴实，永恒，具有极强的普适性，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尽自己的责任，——对亲人、对朋友、对别人、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
一个世纪过去了，在当今的时代，作者的思想，他所倡导的责任感，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意义，反而愈益显示出它的光彩和魅力。市场经济的物质诱惑，拒绝崇高的道德滑坡使许多人责任意识淡漠。同时，人才学家的统计资料显示，情商比智商对于人的成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而社会责任感则是情商的重要参数。教育改革家魏书生老师上任盘锦市教育局长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求每位中学生每天做一件家务事。他说：“这是为了从小培养学生对家庭的责任感，并进而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有了这种责任感，将来才能高官做得，百姓当得，高楼住得，茅屋居得，才能在尽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享受自己生命的快乐。”此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正所谓“异曲同工”。
二、严密的论证
文章的论点是一对姊妹命题：“负责任（未尽责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尽责任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以联言命题作文章论点的情形比较少见，一般只在论述一对范畴（如“勇敢与怯懦”“真诚与虚伪” ）时才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最苦与最乐”的所指“负责任与尽责任”，不是两个迥异的或对立的事物，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阶段，两种状态，两种境界。这种辩证思维所把握的有机联系使全文的议论浑然一体。
“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尽责任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这一论点包含了两个分论点：“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尽责任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作者将论证的重点放在“快乐”的反面“痛苦”上面，先论证“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再来论证“尽责任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文章开篇用了一连串的排比设问，提出了关于人生最大痛苦的许多答案——贫，失意，老，死，并一一加以否定，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生最大的痛苦在于负着未了的责任。为什么不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而要先否定其他答案呢？因为把贫困老死当作人生最大的痛苦，正是许多人的想法或说法。否定这些答案，读者就要寻找新的答案，合理的答案。这时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就不显得突兀，而有一种水到渠成之妙。这种方法曾为许多议论高手所采用。例如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开头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 这种论证方法是间接论证中的选言证法：“设p或者q或者r或者s，非q并且非r并且非s，所以p”。选言论证是一种演绎论证，其论证强度高。用三段论进行论证，虽然也是演绎论证，但由于作者要论证的命题“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一个抽象程度较高的一般性的命题，无法使用三段论来进行论证。因此作者使用选言论证这种演绎论证来保证论证的严密。接下来，作者进一步指出负责任的种种情况和由此产生的痛苦状态。对于负责任的具体情况，这里指出了承诺未办，欠钱未还，恩惠未报答，得罪人未赔礼几种，这几种情况，都是生活中所见的，易于被读者所理解接受。由此而生的痛苦情况是不敢见面，梦里有影子缠着。然后将负责任的情况延展到对家庭，社会，国家乃至自己，使议论更加深入。这里运用的是归纳论证。虽然归纳论证的论证强度较低，但由于有了前面演绎论证的保障，这里的归纳论证使意义更加丰富，更加饱满，更有张力。
在论证“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基础上再来论证“尽责任是最大的快乐”也就容易了，作者只增加“从苦中的来的乐才算真乐”这一论据，便水到渠成。
至此，两个分论点已经证明，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但作者知道，一些读者的思想上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既然负责任是痛苦的，那么不负责任不就没有痛苦了吗？为了解开这个结，作者设立了第三个分论点：“人生应当勇于负责，而不应当逃避责任”。其正面理由是“责任越大，痛苦越大，快乐也越大”。其反面理由是“责任是逃避不了的”。这两个方面互相支持，使论证更加有力。
三、精彩的语言
文章的语言十分精彩，其风格既凝重又轻灵。凝重，是梁启超文章的一贯风格。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作为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大学者，大思想家，他的远见卓识、思想文化的深厚修养、他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热烈情怀形成了这种凝重的语言风格。本文所谈的话题又是关于人生观的大问题，谈论起来自然当多一份审慎，多一份深思熟虑，于是就形成了本文所特有的凝重。作者将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娓娓道来，如与人促膝相谈，语重心长。文章虽然如话家常，但读来却使人感到句句教诲，字字叮咛。例如：“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的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 “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 “那仁人志士的忧国忧民，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虽说他是一辈子感受痛苦，也都可以。”
本文的语言风格凝重，却并不呆滞，而是轻捷自如，有一股灵动之气。这种灵动表现为各种不同句式，各种不同表达方式，各种不同辞格等的灵活运用。就句式而言，有陈述，有设问，有反问，有感叹；有肯定句，有否定句；有主动句，有被动句；有“把”字句，有述宾谓语句。就表达方式而言，有议论，有叙述，有抒情。就修此而言，有设问、反问、排比、比喻、引用等。单就引用而言，文章就用到了古语，俗语和名人名言，而且每次引用的具体表达都不一样。例如：引用“如释重负”时，作者说“古语说得好”，引用“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时，作者说：“俗语亦说”，引用“任重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时，作者用了“曾子还说哩”。一个“哩”字，轻灵之气何其足也！有时又把引用和论证的话语十分自然的结合在一起，例如：“孔子所以说，‘无入而不自得’，正是这种作用。”“然则为什么孟子又说‘君子有终身之忧’呢？”
文章的语言十分流畅。流畅也是梁启超文章的基本风格。一篇《少年中国说》把这种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由于本文没有《少年中国说》那种强烈的抒情色彩，因而也不如《少年中国说》那样写的汪洋恣肆。但同样不改其流畅的风格。排比，是造成文章流畅气势的重要方法。本文中的排比俯拾皆是：“答应人做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家的钱没有还，受了人家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一日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夜里头便是过的苦痛日子；一生应尽的责任没有尽，便死也带着苦痛往坟墓里去。”“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不仅陈述句可以用排比，设问句也可以用排比。例如：“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不是。死吗？都不是。”本文的排比不仅用的多，而且用的巧。所谓巧，是说不呆板。显然，作者不是为排比而排比，因此不强求句式表面的整齐，而是从表达思想的需要出发，灵活的调整句式。例如，“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一种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注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这个排比中得第二个句子加了“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这个分句，第三个句子加了“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这个分句。又如“人生若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失意不苦；老死乃是人生难免之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这个排比中谈到“老”“死”时，句式有了变化，也是根据表达思想的需要。有的时候，排比中的句式颠倒不是出于表达思想的需要，而是为了富有变化，而这种变化恰恰使语言更加流畅。例如上文提到的设问排比“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在谈到“老”“死”时，作者并没有呆板的说：“老吗？不是。死吗？不是。”正是这种调整才使我们感到字里行间的一种气势。行文的流畅不仅表现在句与句之间，表现在局部，而且表现在段与段之间，表现在整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过渡与衔接。文章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用了“翻过来看“，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之间用了”然则“进行过渡，使各部分之间衔接得非常紧密。
本文语言流畅，却不冗杂，而是十分的洗练简洁。这种简洁首先在于作者用了概括性强，富裕表现力的语句。例如，用“海阔天空，心安理得”形容尽责任之后的快乐，接着概括道：“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作者的语言运用十分简练，容量很大，例如“那仁人志士的忧国忧民，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可以使读者展开来联想到很多丰富的内容。丰富的内容用并不多的文字表达，便是简洁，简炼。本文的简炼还在于该展则展，该敛则敛。例如，第1自然段将贫，失意，老，死分立，第2自然段则集中起来说“贫困老死”。正是由于有了前面的分立，我们才知道后边的四个字不是随意用的，而是收敛，是集中，这一敛便是见其简练。文章的简练还表现在引用艺术的高妙。例如上文所谈到过的“然则为什么孟子又说‘君子有终身之忧’呢？”，这句话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第二，孟子这句话的意思与前面所说的痛苦之后是快乐似乎不一致；第三层意思是“为什么这样呢”。一句话有好几层意思，我们怎能不叹服作者语言的高度精炼。
文体: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