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鹏山
孟子是“亚圣”。从学问渊源上讲，他也算是孔子的嫡传。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而子思又是受业于对孔子思想“独得其宗”的曾子，这就显示出孟子的正统地位了。这正统地位，连野心极大用心极深篡位之欲极强的唐代韩愈都不敢有任何微词。韩愈可是攻坚拔固的好手，他一路势如破竹地向历史进攻，连荀子都给他推翻了，并踏上一只脚。但到了孟子跟前，也许看看孟子太强大，自己确实不是对手，也许自己已是强弩之末，只好打不赢就招安，马上变出温驯之色，对之顶礼膜拜，并在孟子身后给自己“敷座而坐”，擦擦头上的虚汗，摆出一副自我作古的派头，俨然在道统中有了一席之地。
但孟子的“亚圣”地位，是不靠嫡统，不靠韩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大贡献。可以这样说，在孔门的历代弟子中，数孟轲先生最为有斗志，有干劲，有热血，而又最无私心，无渣滓心，无势利心。一句话，最无“小”心。
孟子之“义”
孔子谈“仁”也谈“义”，孟子谈“义”也谈“仁”，但两者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所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区别在哪里？其实两者本质并无不同，只是表现的地方不同。孟子就进行过区分，他说：“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内心修养，义，是人所遵循的正道）他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义，是人行事的正确法则）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义”，表明他更注重对人外在行为的评价，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现出来，施及于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实际—— 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我们是无从知道的，也无须知道，无须控制也无从控制，只要他外在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即可。所以，“义者，宜也”（义，就是行为适当）。所以，孟子的“义”比孔子的“仁”，更具体可行，操作性强。同时，“义”的评价比“仁”的评价也可行得多。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义”（适宜），总比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
义，对道德实践者而言，也便于操作。要真正地在内心意志上达到圣人的境界谈何容易？但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在内心的欲求与“义”发生矛盾时，能克制自己而屈从“义”，则较易做到。孟子可能是意识到，要求人人都有一颗圣贤之心，实在是一种妄想，现实一点的是，要人人都能对自己有所约束。应该说，孟子走的这一步，是使得不可企及的孔子人格理想走向大众。大众不可能人人在事实上成圣，但大众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孔子的“圣贤”理想只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追求，而孟子的“义”则有可能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
如果说，孟子把孔子的“仁”从道德角度发展为“义”，那么，从政治角度，他又将之发展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在这一点上，孟夫子可是为儒家学派立了大功。孔子也讲过“仁政”，但对其内涵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显得空洞而浮泛，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是孟子接过手，把这工作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得承认，他做得蛮出色。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义为一整套的政治构想，完成了由学术向政治的过渡，学者成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为“王者师”。
这套理论，使得学统、道统与政统融合无间，从而“学”与“仕”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学而优则仕”变成了“直通车”，“士”变成“士大夫”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说孟子的“融合三统”不是为后来的科举取士奠定了基础呢？
孟子之“性善论”
孔子不愿意谈人性，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论语》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习相远”，只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并未做善恶之分。所以，从这一点讲，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都与孔子不矛盾。但孟子的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基础。在这一点上，孟子对儒家可谓功勋卓著。后来程朱等人严厉批评荀子的性恶论，并藉此认定荀子已失去儒家的根本，他们也算明白人，知道在性善问题上决不能作丝毫的让步，因为这一步让出去了，儒家就没有立锥之地了。但非常令人为儒家担心的是，孟子在他的七篇大作里并没能证明“人性善”。傅伟勋先生在他的《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一文中，列出孟子证立“性善论”的十大论辩，指出，这十大论辩都不能直接证立“性善论”。既如此，那就不管数量多少也没用了。十个不完全的论证，不能凑成一个完全的论证。一百个也不行，一千个一万个也不行。这会令今天的新儒家着急，但着急也不行。
可以说，在对人性本善的论证上，聪明绝顶的孟子已经绞尽脑汁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利用的都利用了，以致后来的程朱们再也不能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能在那里发一些空洞的欢呼。像程颐和朱熹，就喜欢故作高深地发些大可不必的感慨，常常在《四书》的某些字缝里写上什么“学者宜深思”字样——他们说不明白，就叫我们去深思，可我们想来想去也就那么一点意思。而就为这点没有什么意思的小意思，我们一代一代毫无出息地老去了。
我想，人性问题，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比如用“恻隐之心”来证明人性本善。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触动恻隐之心的经验，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证立人性本善。但是，我们是否也普遍具有“小人之心”的经验呢？比如妒嫉、幸灾乐祸、争夺等等呢？
既然我们不能证明人性善或恶，那我们可能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作价值层次上的选择。孟子就是这么做的。他已被自己的证明搞得焦头烂额了，还不如趁早摊牌，获得解脱。他有一句话，表明他认定性善，乃是出于价值考虑而非事实认定。这句话是：“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他的意思是，你若说人性不是善的，那么人要是做了坏事，并安心于做坏事，且声称这是出自人的本性，你有什么理由制止他呢？唉，这位天真迂阔的孟夫子，他竟幼稚到想用道德激励的方法来防止罪恶！后来，我们也就这么干了。我们喊几声“皇上圣明”，心里并不认为那个憨大真的圣明，而是想借此鼓励他变得圣明一些；喊“皇上仁慈”，也并不认为那凶恶的家伙真的仁慈，而是想借此使他不好意思凶恶。噫！当我们认定性善，撤去一切自我防范，把一切都交给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皇上后，我们除此之外，能有其他什么法子吗？谁让我们撤除了对权力的戒备呢？是“人性善”呀！所以我们也只有等待着君主们偶一良心发现，像爱惜一头牛一样爱惜我们了。
孟子式人格
孟子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这一点不比孔子，孔子坚如磐石。最早批评孟子的是荀子，这位和孟子同在稷下，同尊孔子的后辈好像和孟子有些过节，他对孟子的批评非常地感情用事，很有一些泄私愤的味道，与他一贯的公允平实大相径庭。到东汉更有王充，用极为刺眼的《刺孟》来刺他。不过，总体而言，荀子批孟乃学术之争，颇有创见；王充《刺孟》虽然不免强辞夺理，乱刺一通，但他的着眼点仍在寻孟子的逻辑错误与言行矛盾，并还真的找出了一些孟夫子在夸夸其谈时犯下的错误，对我们颇有启发。而后来的一些卫道士对孟子的批评就不同了，他们批评孟子，不是学术之争；相反，他们对孟子的那一套政治构想是无条件赞同的，他们批评的是孟子的人格。在与君主的关系上，孟子“大丈夫”气太足了，使乐于做妾并做出甜头的他们颇为心烦。比如程颐，他赞孟子“仁义”，赞孟子“养气”，赞孟子“性善”，赞孟子“以道自任”，一路赞下来，却在另外一处停了下来，瞧来瞧去不顺眼，嗅来嗅去不是味：“孟子有些英气”——他说对了；“才有英气，便有圭角”——他又说对了。大凡走狗，鼻子是第一位的；大凡做妾，善伺颜色是第一位的。“英气甚害事”——害什么事呢？照他的意思，当然是害成圣成贤之事。但我还是戳穿了他说，害成妾成臣之气。我读程朱的文字时总是全身不舒服。我不知道明代的读书人是如何受用的。我要是在明代，我还是去做贩夫走卒的好，而决不能去参加科考——参加科考得读程朱呀！
孟子有英气，英气勃发，那是丈夫初长成时的阳刚之气、浩然之气。孟子有圭角，凛然难犯，那是男儿的铮铮傲骨，无一丝邪媚之态。这正是孟子最了不起的地方。而程颐，照他看来，孟子若去掉英气，磨去圭角，圆滑邪媚，又酸臭冬烘，像他那样整日龟缩在一己的养性斋中做所谓的道学，养所谓的心性，对天下汹汹罪恶装聋作哑，以麻木不仁为圣贤气象，以无同情心无良心为修成正果，那才算是成了圣。成了“圣”吗？是成了“妾”吧？那个程朱的道学，我越看越像“妾学”。“妾妇之道”是什么呢？孟子早就说过了，点破了：“以顺为正”！“以顺为正”了，还能有英气吗？所以他不愿意顺，所以他不做臣，他要做“王者师”，王者若不认他这个师，他就做独立的大丈夫。不吝去留，了无牵挂，就是不做委身事人的臣妾。
李贽曾倾心赞美齐宣王为“一代圣主”，这个意见我也是同意的。至少从胸襟气度上讲，古往今来，比得上他的还真没几个。让一帮人在他身边“不治而议论”，专挑他的不是，他还供给这些人很不错的饭碗、别墅和车辆，宣王大矣哉！
宣王的资质秉赋也很不错，所以他成为孟子最好的对话者。哲学往往就是在智者之间的对话中自然生成。不过像孟子那样盛气凌人，党同伐异，一般人是不愿意和他辩论的。他在稷下学宫就好像没人和他辩。他的“好辩”名声太大，而且一辩就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辩论风度极差，一点也不费厄泼赖。甚至辩不过就骂，比如他骂杨墨：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
这种骂法，人们当然对他敬而远之。孟子此时会有独立荒野、拔剑四顾无敌手的寂寞吧。这时齐宣王常派人来请他去聊聊，实在是雪中送炭的。但他偏偏还摆架子，说什么圣君有不招之臣，必须先师之然后臣之，让齐王来见他。他先糊弄出一个理论根据，说人受尊重有三点：年纪大，学问大，地位高。宣王只占了一条地位高，而我孟子占了两条，二比一，当然应该是他来见我。孟子的朋友景丑就责怪孟子说：“我是常常看见齐王敬重您，而从未见过你何时敬重过齐王。”孟子食人之禄却没有一点谀媚之态，反而端起碗吃人酒肉，放下碗骂人爹娘，颐指气使，大大咧咧，如同别人欠了他什么！宣王位尊权重却没有一点蛮横之状，反而恭敬有加，小心翼翼地听从教训，如同犯了错误的学生。这是理想的文人与侯王的关系，也是理想的“道”与“势”的关系。我们算是在孟子那里见着了，就凭孟子让我们开了眼这一点，他也理当受我们三拜。
孟子好骂。他骂杨墨，但他更骂诸侯。他常常骂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顾左右而言他”。对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他好像尤其恼火，一则当面骂梁惠王“率兽食人”（带着野兽来吃人）！这简直是说出了专制君主的共同兽性。“不仁哉！梁惠王也！”再则背后骂梁襄王“不似人君”。他把当时所有的诸侯，一律骂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杀人”。我以为，在先秦，有五种主要的人格理想，其中一种就是孟子式人格，孟子式人格是什么？就是大丈夫！
孟子的这种人格，也是时代的赐予。孟子是他那个时代原野上的参天大树，也仅仅那个原野可以有参天大树。随着专制渐深，能生长的也只有一些“无人知道的小草”了。这些小草没有精神，没有性情，当然也就“没有寂寞，没有烦恼”。时乎！时乎！明太祖朱元璋，就不能容忍孟子。他年轻时不读书，只杀人。待到杀上王位，才开始读书。一读，才知道那大名鼎鼎的在孔庙里配享孔子、受后人祭拜的孟夫子，原来对权势是如此的大不敬！专制魔王大动肝火了，他破口大骂：“这老东西如果生在我明朝，他能免于一死吗？”朱皇帝恨不得把他大明王朝的鬼头刀伸向先秦，去砍杀孟轲。他可能在他阴森森的宫殿中谋算过，要学伍子胥去掘坟鞭尸吧！至少他是把孟子从孔庙中赶出来了，把他的书删节了。我在600年后仍能听到朱皇帝咬牙凿凿，仍能看到他眼中的邪火闪闪，但反过来看，一个人的文章能让千年之后的暴君恶棍如此咻咻不已，肯定是好文章。暴君的切齿声，是对文章的最高评价。
事实上孟子如此大倡民贵君轻，辩才无碍，口若悬河，理直而气壮，气盛而言宜，若在后来大一统的专制王朝，早就祸从口出，断送老头皮了。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去做“亚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