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是著名的作家，有知识，有工作。对于老王她真得幸运吗？
杨绛的自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默存也在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我被“揪”了出来，3天后，默存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他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
——杨绛《将饮茶》
默存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我赶紧将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 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的痛。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
我们“连”是一九七O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女儿）还有得一（女婿）。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jǔ）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杨绛《干校六记》
“文革”结束后，我们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
文体: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