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贺敬之”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把他与歌曲《翻身道情》、《南泥湾》，歌剧《白毛女》，诗歌《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名作紧密相联。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必定知道，贺敬之的创作虽然说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部作品发表出来都有一定份量。

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他写诗则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似乎注定就是为文学创作而生，成为时代的歌者。

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的一个贫苦农家。“敬之”这个名字，是从《孟子》中的一句话——“晏平仲（婴）善人交，久而敬之”而来。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

贫穷而又无力改变命运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贺敬之身上。贺敬之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份，教私塾的老先生发现贺敬之脑子特别灵，很喜爱他，便特别给他“开小灶”。贺敬之成绩虽然好，怎奈家中生活每况愈下，早晨上学他经常饿着肚子。有个同学家里很富裕，但成绩却不好，一次他举着白面饼卷鸡蛋在贺敬之眼前晃来晃去，还嘲讽贺敬之：“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吃得上这个吗？”被激怒的贺敬之一拳将他的大饼卷鸡蛋打落在地。父亲听到这件事以后，不但不责骂儿子，反而称赞儿子有骨气有志气。

念了半年私塾后，贺敬之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小学，可教会小学后来停办了。在一位本族祖父的指点下，贺敬之来到一所私立完小上学。这所学校有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教师，他们教学生们阅读鲁迅等人的小说，还选学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教学生唱歌。这些对于少年贺敬之影响甚大，儿时的贺敬之便最喜欢唱歌，他学会了唱《苏武牧羊》、《可怜的秋香》、《渔光曲》《大路歌》等。在几位老师的哺育下，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他的这些进步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1937年，小学毕业的贺敬之投考不收取学费的滋阳简易农师。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贺敬之的考试成绩名列第四。这个喜讯着实让贺敬之兴奋不已，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出路，也是家庭的出路。贺敬之心里计划着：毕业后当了老师，既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减少一些父亲的沉重负担，也有能力帮助弟妹们上学。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形势日益恶化，滋阳简师被迫南迁，同时学校决定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学是考上了，却赶上乱世，贺敬之不幸正是被决定要返乡的学生中的一个。由于战争，贺敬之又一次失学。想读书的强烈愿望令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千方百计打听可以结伴去找母校的同学。贺敬之联合五个青年，一同踏上了南寻之路。一路艰辛，一路涉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

流亡的学校，救亡的民族呼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进步的思潮运动……如同咆哮着的汪洋大海，冲斥在均县那偏僻的山区。少年贺敬之心中激荡着国难、乡愁，他学会了许多救亡歌曲，在歌声中逐渐成长。

不久，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学校，这成为学校的一件盛事。当时臧克家只有34岁，携带夫人一起来了。第一次见到真正诗人的贺敬之感到诗人是那样高大，一股神圣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听说臧克家是山东人，听到乡音，他又倍感亲切和自豪。在欢迎臧克家的仪式上，贺敬之生生地挤到人群的前面，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诗人，聆听着诗人亲切而实在的乡音，饱览诗人演讲时的激昂场面，痴看诗人演讲时的手势，就连诗人的片言只语都深深记在心头。

当时，贺敬之非常喜爱诗人田间的抗战诗，诗句短小，铿锵有力。为了能随身携带田间的诗集，他把诗页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见他对田间的诗歌酷爱到什么地步。臧克家一来，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

1938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他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一个《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全部都能记下来。

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

1940年4月的一天下午，贺敬之在学校办墙报、学写诗时认识的一位校友李方立从重庆来到梓潼，找到贺敬之及其他两位同学，四人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

第二天清早，太阳都还没出来，四个人怀揣着自制的假身份证、假通行证踏上迷雾中的征程。到了延安，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他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就为了投考鲁艺。他坚决地向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老师答应让他去试一试，万一考不上就要在自然科学院安心学习。贺敬之携带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意气风发地赶考鲁艺文学系。

考过几项之后，最后进入口试阶段。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对于文艺理论等专业知识，他自然答不上来。考试结束后，贺敬之虽然感到很失望，但也觉得没有白来一趟，确实为此让自己看到了不足之处。

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鲁艺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自己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他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

鲁艺文学系名家荟萃，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著名作家、诗人的课都是贺敬之难得的精神食粮，何其芳更是他步入文学之门的恩师。在学习期间，贺敬之向何其芳交了一篇习作，这是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写成的。何其芳在其系列抒情长诗《夜歌》第三章中写到了贺敬之的那首诗给他的感受，诗中称当时还不满16周岁的贺敬之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在鲁艺传开了。对于贺敬之的学习、成长和创作，何其芳一直十分关心。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鲁艺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主席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那时，不到20岁的贺敬之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座谈会，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这次机会，正好被贺敬之逮个正着。毛泽东在演讲中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1944年，鲁艺院长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

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一边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创作激情仿佛是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后来专家们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此时的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便由丁毅改写并完成了最后一场戏。

当时延安常有诗歌朗诵会，贺敬之踊跃参加，他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别人的诗。贺敬之在延安生活了六年，由热血少年成长为有坚定信念、超群学识的青年知识分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敬之才离开延安。

1948年初，贺敬之在冀中解放区所在地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任教，时任华大文艺学院华北文艺工作团戏剧队副队长兼创作组组长。“这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会后，毛主席起草中共中央9月会议通知。”接受采访时，贺敬之说：“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已成立了青委，通过青委开会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华大决定我作为文艺学院青年代表参加河北平山的青委讨论，华大代表就两位，我与李新（历史学家），参加筹备组建全国青联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讨论。”

与会后，贺敬之在华大成立了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出任校团委委员，院团总支书记，负责文艺学院青年团委员会总支这一摊的组织工作，先后发展了闻立鹏、郭兰英等优秀青年分子，为全国建团做好干部准备；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团校第一期于1948年9月中旬在河北省平山县两河镇开学。”

1949年5月4日，标志着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大团结的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贺敬之作为552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各个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青年及青年工作者。大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全国青联把全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青年，不分阶级、党派、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职业和性别的差异、紧紧的团结起来，为将中国人民大革命进行到底，将农业的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议开了8天，周恩来在会上作《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廖承志作了中国青年基本任务的报告。后来，廖承志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钱俊瑞、谢雪红、钱三强、沙千里为副主席，吴晗任秘书长。”

同年8月中旬，贺敬之作为代表随萧华为团长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出席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出席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吴学谦、丁聪、赵风、荣高棠等也参加了有关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青联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而后来，贺敬之的《回延安》、《雷锋之歌》等好些传世诗作的诞生都与共青团有关。

1949年底，中宣部组成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巴金为团长，年轻的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丁玲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她组织大家学习。在学习期间，丁玲发现贺敬之很瘦弱，气色不好，好像有隐疾在身，担心他到了朝鲜以后出问题，就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到农村去吧。”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成就了后来的一段美好姻缘。

1950年初，柯岩所在剧院举行剧本座谈会，请贺敬之去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柯岩是课代表。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朴素，不矫揉造作，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这么年轻，这么文雅，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没有：说话是那么平易、谦虚，又富有幽默感。

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

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当时肺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又是传染性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

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

为了一部新剧的创作，柯岩要去山西太原下厂8个月体验生活。一去几个月，不能面对面交谈了，两人就借鸿雁传书。病中的贺敬之把病房变成了自修的学校，他写信托柯岩买回一部辞典，因为他的学习很需要辞典的辅助。很快他在病榻上收到了柯岩寄来的书，打开一看，是一部沉甸甸的《辞源》。拿起这部厚重的《辞源》，贺敬之一阵惊喜：知我者，柯岩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蕴含爱情的信物。

1953年10月，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7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1960年柯岩在协和医院住院时，贺敬之给她写信道：“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其中抄录了陕北和内蒙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一封信，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挚而浪漫的爱情。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直不阿、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