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的一生反而受其身份的困扰，无比痛苦，他的信仰注定了他的痛苦。他渴望改革俄国的农奴制度，他想把自己的私人财产分给农民，然后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去生活。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放弃了上流社会的风雅和排场，像一个农民一样亲自参加劳动。他的信仰和行为直接导致了妻子的不解，最终爆发了家庭危机，夫妇分家，因此他有一段不幸的婚姻。分家后他把自己现有的著作权和稿费无条件地转让或捐出，自己几乎身无分文。
他的家曾经是革命者的避难所，是难民的收容所，是改革家的聚会所。因此他不仅失去了幸福的家庭，更遭到了整个贵族阶级的排斥，因为他的特立独行是对贵族阶层和统治阶级的反叛和宣战。他差点被流放，幸亏民众的舆论阻止了政府的荒唐行为，然而他最终没有逃脱被开除教籍的命运。他在民众心中是一座丰碑，但在统治者眼中却是一颗危险的炸弹，是一把锋利的匕首。他是贵族中的一个精神叛逆者，又是一个觉醒了的精神贵族。列宁曾经评价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对资产阶级虚伪腐化的认识和批判，对自身信仰的追寻和探索，使得他痛苦、矛盾、孤独。他曾经两次离家出走，一次半路返回，另一次却让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生命的最后一个黎明他没有看见家乡的风景，而是躺在异乡一个小火车站站长家的小床上，看着窗外那将亮未亮的天空。他的遗言不是说给妻子儿女的，而是说给这个世界的，他说：“我爱真理。”他的一生，就是在焦虑与不安、对真理不断地求索和勤奋创作中度过的。
82岁，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留给我们的是90卷的文集，驰骋俄国文坛60年的记忆，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他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他是世界十大文豪之一，美国文学评论家哈洛·卜伦称他是“从文艺复兴以来唯一能挑战荷马、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列宁也认为“他的艺术标志着全人类艺术发展上的一大进步”。
他生前放弃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和生活方式，他死后更是安静而朴素，在他家乡的森林中无声地长眠，坟前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
奥地利传记作家茨威格说：“他的墓成了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保护他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
